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去年末以来的货币政策收紧，逐渐让企业和个人倍感资金的掣肘。
温州，这个以中小企业和地下金融闻名的城市，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因为其庞大而活跃的民间借贷体系，检验着货币政策的松紧及实施效果。
去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成本一路走高，6%的月息已成为常态，尽管这意味着年化利率后，借100万便要支付72万的利息。如此高的借贷成本对任何企业无疑都是难以承受之重。记者调查中发现，畸高的民间借贷利率下风险潜藏，可能造成企业、资金借贷方甚至社会的多输局面。
如何解决政策紧缩下的中小企业融资困局，企业、金融机构与政府等须合力思长远之计。
月息8%不是最高
借贷利率的高企并不限于温州。浙江义乌市场上月息11%被认为还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与民间借贷利率的高企对应，银行贷款利率表现也颇为强劲。2月份温州金融机构贷款最高利率也高达24.22%。
经历低迷的2009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后，民间借贷市场再次借力货币政策的趋紧迎来又一个春天，并以短期借贷月息4%-8%，甚至15%的价码凸显其繁荣。
位于温州金融机构聚集地车站大道的财富购物中心，是一个囊括多个奢侈品牌的高端商场，同时也是民间借贷机构的聚集地。
记者依广告找到一家位于该中心装修豪华的某投资机构，自称在温州有价值500万左右房产作为抵押，急需借款六七百万作为工程先期投入资金，借期可能在1-3个月。
虽然所需资金不算少，借期在民间借贷行也不算短，但该公司业务人员给记者报出的初步价码依然高达月息6%，且借款数额不能高于房产的估价。
对记者利息太高的犹豫，该人士说，他们集结资金成本要3%，公司运营费用要1%，即便收取6%的借款利息，所得利润也只有2%，并以此解释利率高企的合理性。
这一价码并非个案。另一家经营似乎正规的担保公司，同样给记者报出了6%的月息，在新城站的一家寄售行也给记者报出了5%的月息。
尽管通过讨价还价，短期借贷的最后成交价可能降至5%或4%。但6%或者稍低至4%的月息，折合成年利率则高达48%-72%，依照最高利率不能超过基准利率4倍为界，这些都已属于“高利贷”，这对非暴利行业且经营正规的企业而言无疑是难以承受之重。
利率的走高之势持续已有近半年。借助众多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等中介机构提供的信息，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了解到，自2010年10月以来，温州地区民间借贷利率便一路攀升，据其监测统计，目前温州中介民间借贷机构年化最高利率已经达到40%左右，稍低于记者暗访中所了解的利率水平。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官方的监测统计应该低于实际民间借贷利率水平，毕竟监测的对象自身很可能也是“高利贷”的供给者，对于自己的不正规经营，透露给官方时还是会有所保留。
当地一监管机构人士也对记者坦承，官方的统计或许会低于实际水平，但官方重点是要把握趋势，并称实际上个别月息别说6%，8%也有。有担保公司人士也直言月息15%也放过款。
借贷利率的高企并不限于温州。浙江义乌市场上月息11%被认为还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广东某担保机构高层告诉记者，目前广东地区民间借贷月息在6%-15%之间。而经济并不如沿海发达的石家庄，民间投资机构报出的借款月息也达6%至8%。
与民间借贷利率的高企对应，银行贷款利率表现也颇为强劲。
仍以温州为例，记者获悉的一份当地包含小额贷款公司在内的全部金融机构2月人民币贷款固定利率区间分布表显示，6个月以内期限的贷款，利率达到基准2倍以上贷款发生额为22.13亿元，占相同期限贷款发生额超过31%，比重最大；而6个月至1年期的固定利率贷款上浮50%-100%的贷款发生额则为46.139亿元，占同期限发生额比重最大，占比约为26%。2月份金融机构最高贷款利率则高达24.22%。当地银行业人士以及监管层人士均表示，官方统计低于实际利率水平。
目前温州当地民间借贷规模不容小视。截至2010年年末，温州银行业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6498亿元，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517亿元。温州当地监管机构人士告诉记者，民间借贷融出的资金大致是贷款余额的20%左右，约在800-1000亿左右。
温州市信用担保行业协会会长郭炳钞认为，目前正常的民间借贷，也即朋友、熟人之间的拆借月息应该在1%-1.5%，这也是那些实体的中小企业或者正常投资的企业，所能承受得了的借贷成本，这一部分的民间借贷在温州才是大头。
在他看来，“高利贷”占整个民间借贷融出资金的比例估计最高只有20%-30%，按监管部门预计的800-1000亿存量计算，即意味着温州民间所谓“高利贷”大致为160亿至300亿之间。
不过，周德文并不认同郭炳钞的判断，并认为超出国家基准利率4倍以上的都是高利贷，民间借贷基本都是高利贷。据他估计，当前温州民间资本数额大约为8000亿，参与民间借贷的资金量远远高于官方的估计数字。
被饮鸩止渴的中小企业
在借款还是企业倒闭的选择面前，不少企业被迫“享受”超过银行基准利率10倍以上的民间借贷成本。融资困境有可能成为压垮部分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金融机构高企的利率对应的是稀缺的信贷资源，即使企业愿意接受这一贷款成本，但也不见得都能获得贷款，转向民间借贷成了无奈之举。这其中，弱势的中小企业又是受冲击最为明显的群体。
李扬（化名）在温州经营着一家高科技企业，颇具成长性。2009年，为提振经济，中央及至下到银行都鼓励企业贷款，上马一些项目。李扬就是在这个时候，获得银行几千万贷款的扶持，新上马多条流水线，生产能力也达到之前的十倍。
但随着信贷政策的收紧，银行开始收紧对李扬的信贷支持，而新上马的生产线投资仍未回收。
“据我了解，李扬的资金非常紧张，只能转向利率高 企的民间借贷，填补银行信贷收紧的资金短缺。”
熟悉李扬的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其在民间融资规模已经达到1000万，尽管借期偏长，月息也高达3%以上，意味着1000万的借款，一年将支付360万以上的融资成本。即使属于高科技企业，利润率也难以覆盖这一成本。
而1000万的民间借贷还不能完全解决李扬的资金缺口。如果银行进一步收紧贷款，李扬唯一的出路就是进一步求助民间借贷，被迫背负更高的借款成本。在借款还是企业倒闭的选择面前，不少企业被迫“享受”超过银行基准利率10倍以上的民间借贷成本。
作为温州中小企业的利益诉求人，周德文用“比金融危机时期压力还大”描述目前中小企业的融资等困境带来的生存隐忧。
在2008年，也即金融危机期间，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曾统计温州当时共计有30多万家中小企业，其中可能有20%左右的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况。
而今，金融危机的冲击正在逐渐退却，但周德文则认为，现在的中小企业面临的形势比金融危机更为严峻。
“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包括人民币升值、结构调整、劳动力成本上升、节能减排、通胀压力、原材料涨价等。”周德文表示，融资困境有可能成为压垮部分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政府不加以协调扶持，可能面临比金融危机更大的困境。
银行停贷间接把企业推向窘境
银行延缓放款，或者停贷收回贷款，很多企业都会面临高昂的过桥贷款成本。 “不少企业资金链面临断裂的危险。”
自去年年初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来，截至目前央行已连续9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也达到20.5%的高位，冻结了银行大量的资金，其放贷能力倍受制约。
也因此，金融机构年初便强势开局，利率按基准利率上浮50%成了很普遍的状态，但信贷资源依然稀缺。
据周德文了解，不少企业主有类似李扬的遭遇。有的是贷款到期后，尽管银行与其签订合同，还款之后，还会与之续贷，但当企业借高利贷还款之后，银行则可能以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信贷资金紧张为由，延缓续贷，这只能将企业进一步推向民间高利贷的“怀抱”。
周德文认为，短期的“高利贷”很大一部分是用作过桥之用，一旦银行延缓放款，或者断贷收回贷款，很多企业都会面临高昂的过桥贷款成本。
“不少企业资金链面临断裂的危险。”周德文内心不无忧虑。
求助民间借贷，并能及时获得续贷的企业或许会借此解决燃眉之急，并迎来转机。但对于另一部分遭遇银行削减融资额的企业而言，借助利率高企的民间借贷融资则无异于饮鸩止渴。
“如今的实体企业，利润率也许只有3%-5%。对于他们来说，别说8%、6%甚至2%的月息都难以承受。但又不得不借，不借就可能倒闭。”周德文说，短期借高利贷还可以，但长期对于企业而言必然是致命的。
高利率下的多重隐忧
一旦一个举债过多的企业最终破产倒闭，或者企业老板弃厂跑路，可能会牵涉到数量庞大的直接或间接出借资金的个人和企业。
企业的融资困境对于民间借贷机构并不只是“赚钱良机”，高收益对应高风险，稍有不慎，不但收不到高利息，连本金也会打水漂。
关于企业主“跑路”传闻在温州并不鲜见。过去的2010年，温州某制鞋企业集团公司老板便携全家逃至国外。
据知情人士称，由于制鞋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率太低，该老板想转型并在外地投资矿产，由于银行对房地产及其矿产类投资不太支持，而实体企业积累资本速度又太慢，该公司老板便将目光投向了民间借贷。从1000万到4000万，到逃跑时，企业民间融资额已达到1.2亿元。
但矿产收购完毕后，包括矿产的经营、职工的安置等都存在很大的问题，效益迟迟上不来，该老板只能持续从民间借贷继续投入，与此同时不断从其所属制鞋集团公司抽资填补空洞。但原寄望的“高收益覆盖高成本”还是成了泡影，导致资金链断裂，并落得“逃跑”的结局。
这一案例虽然不具有普遍性，但其牵涉面则绝非简单的借贷机构与企业主两方。
温州某咖啡厅老板告诉记者，就他所在的圈子有80%以上的人涉足民间借贷，他自己便是其中一员，但他并非直接放贷，而是把钱给某些中介机构，在其中拿到1.5%左右的月息，他说太高自己也会心有余悸。
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于去年年底进行的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个人参与民间借贷的数量比企业多；从企业看，被调查的6家大型企业中仅1家参与了民间借贷，而中小企业则有60%左右的企业参与其中。
可以想见，一旦一个举债过多的企业最终破产倒闭，或者企业老板弃厂走人，由于可能会牵涉到数量庞大的直接或间接的个人和企业，血本无归的资金提供者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风险可能波及银行
由于部分民间借贷融出资金其实来源于银行，一旦民间高利贷出现逃债风险，难以完全控制贷款流向的银行很难置身事外。
风险的隐忧并不止步于个人、实体企业或民间借贷机构，还可能延伸至银行。
一担保机构人士告诉记者，很多民间借贷融出的资金其实便来源于银行，并称，其公司第一笔业务即借助两家壳公司拟定的虚假购销合同从银行获取了一定的资金。
该人士还透露，在温州下属某地一寄售行，去年仅利用2个多亿的资金便赚得1亿左右的利润，而其所利用资金便来自银行。
这家寄售行发起人为当地几家行业龙头企业，均为银行追逐的优质客户，在银行获得贷款的成本只需基准利率甚至下浮。这几家企业通过互相担保的方式各自从银行获得几千万贷款，并借助合资设立的寄售行融出资金。
该寄售行以大致按照基准利率从银行获得资金，以从银行贷出100万元借出计算，即使按照最新上调以后的6.31%的基准贷款利率，年付银行利息仅需6.31万元，而其融出资金收益则可能高达六七十万，扣除银行贷款成本，其毛利也能达到50万元左右，收益率接近50%。如此诱人的“钱景”，是很多企业乐于介入民间借贷的主要原因。而被迫借款的企业则最终为这些高收益贷款买单。
实际上，对于信贷资金流向民间借贷领域的问题，银行也有所察觉，一银行人士对记者表示，很多人投资做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也是助推利率高企的主要原因之一。
尽管作为风险控制的一个措施，银行会监控借款企业的资金流向，且要求根据真实的贸易背景提供贷款，把款项直接打到对方的客户账户里，但显然，是否具有真实贸易背景，对于银行而言也并非真的完全能有所辨别。
该人士也坦诚，如果对方客户把款项又打回来，或者又通过其他银行账户进进出出，银行也监控不了。
对于“民间借贷资金多来源于银行”的说法，也有当地典当公司人士表示异议，该人士说，其所在典当公司也是由几家企业合资设立，而这几家企业在银行也都有贷款，很难分辨清楚，该典当公司融出的资金是来自银行，还是企业自有资金。
但这不能否定银行可能存在的风险，只是正如一监管机构人士所言，“在没有出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无从着手。”
融资环境忽紧忽松之“惑”
过高的利率其实对谁都没有好处。政府和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引导当地民间借贷机构走向阳光化，纳入监管体系，以减少高利贷的存在及其引发风险的可能。
货币政策的转向被众多采访对象指为目前民间借贷利率高企的主要原因。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监管层包括金融机构都在营造未来货币政策会转向稳健甚至趋紧的氛围，但企业的投资和经营策略却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迅速调整掉头的。
上述温州当地监管机构人士即认为，利率走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尤其从宽松到趋紧这个过程对企业来说是最痛苦的，很多企业难以适应新的融资环境，期间存在的惯性资金需求与资金趋紧的矛盾则会催高资金成本。
周德文表示，货币政策宽松的时候，企业形成了相应的经营和投资计划，资金面短时间内越来越紧，让企业措手不及。货币政策的时冷时热，也经常造成企业无所适从。
“企业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有些企业发展得很好，但正常的贷款需求也得不到满足。”周德文呼吁，宏观调控，既要控制通胀、也要兼顾发展，特别是要顾及到中小企业的生存，不能一刀切。
上述监管机构人士则寄希望企业通过自身调整，适应趋紧张的融资环境。
“调整到位后，有些项目该下便下，有些货款该收便收，这样就可能不需要太多的资金。”但他也承认，的确调整过程中资金需求不是都能说减少就减少的。
已经有专家和市场人士认为，下半年货币政策可能会有所放宽，因为政策不会一紧到底，且现在决策层也强调政策要提高灵活性。
尽管对下半年有一定的乐观预期，上述监管机构人士也不确定目前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是否已达峰值。并认为，就官方监测的数据而言，温州民间借贷利率或许还会继续走高至45%。相对应，实际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也会继续有所上升，并认为如果民间借贷年利率达到70%的均值，便极有可能导致借款企业的“崩溃”。
就记者了解到的广东与石家庄个案而言，便属于所谓“崩溃”状态。且上述广东某担保公司高层还认为，目前民间借贷利率水平还没有达到峰值，他认为，只要通胀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加息周期便不会结束，相对应，民间借贷利率也会持续走高。
温州一投资公司副总则意味深长的对记者说，接下来的三个季度，社会流动资金将减少30%-40%，这个时候只要能借到钱便“了不起”，尽管有夸张成分，但或许能看出市场对资金供应量进一步收紧的担忧。
利率的进一步走高，势必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对民间借贷的融资比例也会越高。周德文表示，过高的利率其实对谁都没有好处。政府和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引导当地民间借贷机构走向阳光化，纳入监管体系，以减少高利贷的存在及其引发风险的可能。
“实际上，风险一旦暴露，地方政府便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也因此，民间借贷较为发达的地方政府也都在积极筹划如何化解这一风险。”他说。
本网视点：在这一轮有一轮的货币紧缩过程中，究竟会有多少中小企业会“死去”，我们不得而知。笔者认为，在流动性宽松的环境下，央行通过多种手段来收紧，其意图无可厚非，关键问题是，不断提高的准备金率，只是增加了贷款的难度，对于有权有势有关系的企业来说，准备金率再高，借银行的钱还是如履平地。但是，对于多数依赖银行却又无权无势无关系的中小企业来说，融资困境有可能成为压垮部分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再则，提高准备金率是否能够收紧流动性?3月相关数据显示，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少增3225亿元，主要原因是银行信贷少增。而银行体系外的其他融资渠道还是增长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