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拓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胡士泰指使，王勇和力拓新加坡公司上海代表处销售经理葛民强，从河北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商运科科长申强等处获取了一份商业秘密——中钢协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研究对力拓向中国市场投放现货行为采取措施。
这年2月，谈判的结果开始出现与往年不同的情形——两个价格。新日铁与淡水河谷达成首发价，价格涨幅分别为粉矿上涨65％和块矿上涨71％。中国此后宣布接受。
始料未及的是，2008年下半年，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突然爆发。这让钢价和矿价一落千丈。长协价自2003年以来首次低于现货价。
面对恶劣的形势，中国钢铁企业不得不大面积毁约。这给三大矿日后的再次毁约提供了把柄。
力拓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亦受到了较大影响。力拓新加坡总部为此很着急，召开电话会议要求驻华代表处了解中国客户的生产情况。
那天会议之后，胡士泰就布置上海代表处的员工去搜集相关信息。此时，胡士泰多年经营的“眼线”开始发挥效应。
这年10月，力拓上海代表处销售主管刘才魁通过其长协客户搜集到了一些商业秘密——2008年10月17日，中钢协组织国内若干钢铁企业在北京召开生产经营座谈会。
两个月后的12月中旬，葛民强获取了中钢协12月17日在江苏沙钢集团召开会议研究2009年度开付信用证价格的相关信息，并于次日提供给胡士泰。
也就是在这一年，三大矿开始在中国寻找更多的长协客户。不过，这正合中小钢厂之意。
2008年11月3日，在上海市虹桥路的万豪虹桥大酒店，河北敬业公司负责人李慧名“送”给了胡士泰100万元。作为报酬，一个月后，河北敬业公司与力拓新加坡公司签订了为期5年、每年100万吨的长协。
2009：谈判彻底破裂
2008年下半年，中国钢铁行业哀鸿遍野。吸取过去几年的经验和教训，2008年岁末，中钢协提出，将推行铁矿石代理制，禁止随意加价倒卖矿石，转卖给没有进口资质的企业只能收取代理费。没有资质的中小钢厂首次获得了安抚。
从一开始，中钢协就果断提出铁矿石价格必须降40％以上，并且确立了“以量换价”的原则。
对于这种谈判策略，国内出现不同的声音。“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进口量大，国外才敢大幅涨价。”商务部一位官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因处于金融危机，矿山也摸不清中国真实需求。这年4月下旬，胡士泰指使办事处员工收集中钢协2009年的铁矿石开证文件。4月29日上午，刘才魁从莱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海运部科级负责人王洪九那里索取了中钢协《关于进口铁矿石商务合同开征问题的通报》副本后，当日提供给了胡士泰，并由胡士泰提供给力拓首席谈判代表。
一个月后的5月26日，力拓与新日铁达成首发价，价格下降约33％。尽管这是近8年来国际铁矿石价格基准价首次下降，但远远低于中方40％的降价预期。在沉默5天后，中钢协发表声明：“中国钢铁企业不能接受这个价格，不予跟进。”
矿山再次动用了在国内培养的“眼线”。2009年6月8日晚，胡士泰指使葛民强安排与谭以新会面，从谭以新处获取了中钢协当天下午召开会议研究铁矿石进口谈判的相关信息，并于次日提供给力拓的首席谈判代表。
一周以后的6月17日下午，胡士泰、王勇将从谭以新那里获取的中钢协同年6月与淡水河谷谈判进口铁矿石价格的相关信息，提供给力拓高层管理人员。
一年以后，“力拓案”判决书中这样认定，这些行为使得2009年中国钢铁企业与力拓铁矿石价格谈判突然中止，给中国有关钢铁企业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其中，首钢、莱钢等20余家单位多支付预付款10.18亿元，仅2009年下半年的利息损失就达到1170.3万元。
在判决书中，中国认为，在去年谈判中，力拓是同步与中国、日本等国钢铁企业在谈，由于中国市场需求量大，力拓原希望与中方谈定价格，但在获悉中方对2009年价格的态度后，力拓认为不宜再与中方谈判，最终与日本谈定了首发价。
在谈判中，现货价逐渐超过了长协价。在巨大的压力下，去年8月17日，中国钢企与澳大利亚FMG达成2009年下半年价格协议，FMG提供了比三大矿多两个点的降幅。但是这家新型矿业公司的产量太小。
直到去年岁末，中国也未与三大矿达成协议。不过国内许多公司都按照日本的首发价进口铁矿石。
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内爆发了“力拓案”。胡士泰、王勇、葛民强和刘才魁被抓获，被指控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侵犯商业秘密罪。
2009年与三大矿谈判的彻底破裂，为2010年的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一年，中钢协依然坚持两点谈判策略——中国价格和代理制。但是中国价格依然未能实现，同一个地区、同一种矿石在中国出现多种价格;而代理制也与去年一样，并没有形成政策性文件，市场上倒买倒卖的行为依然蔚然成风。
2010：危境之中
与市场预期一样，4月初，在日本与力拓达成了涨幅近1倍的季度定价协议之后，中国并没有接受。
一家大型外资矿山公司中国区高管告诉本报，事实上，三大矿山不希望中国接受这个协议。如果不接受，就购买现货。而这恰恰是三大矿山希望看到的。
从2001年开始，必和必拓现任首席执行官高瑞斯(Marius Kloppers)就在公司内部提出，要改变一年一度的长协机制。此后，高瑞斯更进一步提出，要采用指数定价模式，即希望分享海运费的利益。
就在三大矿坐享其成之时，国内一些主管部门意见出现了分歧。事实上，过去几年，分歧一直存在。
在4月2日中钢协和五矿商会组织召开的一次铁矿石内部会议上，两大协会对于谁炒高了矿价进行了争论。代表钢铁企业利益的中钢协认为，是贸易商炒作扭曲了矿价，造成矿价大幅上涨;而代表贸易商利益的五矿商会则认为，铁矿石价格高涨主要责任并不能归咎于贸易商。
长期研究铁矿石谈判的一位分析师告诉本报，纵观铁矿石的历年谈判，纵然有行贿的事情贯穿始终，但更深层的问题是制度和政策性障碍。
大型钢铁企业和贸易商助长了中小钢厂的发展。面对利益诱惑，具备进口资质的大钢厂肆意倒卖用不完的长协矿。虽然中钢协一直在警告禁止钢厂倒卖矿石，但是政府层面并没有相应的监管机制。
自从冶金部撤销后，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对钢铁行业进行管理。目前，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多个部委都掌握着钢铁行业的部分权力。
虽然一些主管部门之间存在意见分歧，但在提高行业集中度方面却达成了共识。但如何提高行业集中度却意见不统一。从2006年开始，国家对钢铁业展开了大规模兼并重组。但几年下来，重组主要发生在国有对国有、以及国有对民营钢企收购。
民营钢企对国有钢企，以及外资对中国钢企的收购，在政策层面很难得到支持。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应适当允许外资并购国内钢铁企业，以提高集中度。
去年，中钢协提出了一些较为可行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上升为政策，也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于是也就没有真正的效力。
面对艰难的谈判形势，中钢协首度承认铁矿石市场是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罗冰生说，“我们希望把进口铁矿石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进行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