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我国大力建设生态文明的世纪，也是山西加快步入生态文明的世纪。山西环保新政开启了山西生态文明的道路，山西环保攻坚凝聚了山西建设生态文明的力量，而山西环境舆论宣传，作为生态文明的先声，则成为山西环保新政的旗帜，成为山西环保攻坚的号角。
在山西，环境舆论宣传营造环境保护的社会氛围，创造了环境保护的社会效应，被山西社会称为“山西环境宣传模式”。
山西环境舆论宣传之所以成为“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完全基于，山西在推进环保新政和环保攻坚进程中，构建了崭新的环境舆论宣传思想观念体系，形成了独到的环境舆论宣传实践操作模式，并由此产生了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巨大的环境保护社会影响。
山西省环保厅厅长刘向东曾提出“环境宣传职能论”。他认为，环境宣传是环境保护的重要职能，环境宣传、环境管理、环境执法三位一体，共同构成环境保护的三大职能。环境宣传的内核，就是高度彰显环境保护的话语权;环境宣传的外延，就是广泛营造环境保护的社会氛围。所以，要把环境宣传放到实现国家环境保护意志的高度，以环境宣传的力量推动国家环境保护意志的实现。彰显环境保护国家意志，这就是环境保护话语权之根本所在。
在提出“环境宣传职能论”之后，山西又提出“环境宣传造势论”、“环境宣传话语权论”、“环境舆论超前论”、“环境舆论放大论”、“环境舆论监督论”、“环境舆情应对论”，以新的理论基点支撑和构建了环境舆论宣传思想观念体系。并且出台了“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环境新闻发布制度”、“环境新闻通稿制度”、“环境舆论监督制度”、“环境舆情应对制度”，以新的操作方式构架和形成了环境舆论宣传实践运作系统。此二者，构成山西环境宣传模式。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的核心在于:求新创新——追求新闻价值和创造新闻效应。山西把这种追求和创造，作为环境保护的一种工作方式，将环境舆论宣传的职能和功用，推演到一种极致化的实践境界;以全新的环境舆论宣传的机制和方式，营造了一种巨大的绿色效应。山西环保新政的机制创新、政策创新、措施创新和运作创新，都在这种新闻价值和新闻效应的追求中获得了巨大的实现。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宣传造势论”及其实践，凸显环境保护推进力的模式
山西提出“环境宣传造势论”，指出，环境舆论就是环境保护的“扩音器”和“共鸣器”。其内涵在于:环境保护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因而我们的环境保护，是社会的环境保护，是公众的环境保护。推进环境保护需要公民社会的真正觉醒。环境保护没有强大的社会声势和社会氛围，就形不成社会力量和民主力量，而环保的社会力量和民主力量，是环境保护的真正压力和真正动力。那么，环境宣传具有这样的造势功能，环境舆论具有这样的造势功能，而媒体的造势，就是社会舆论的发生器，它形成强大的环境保护社会推进力。
2006年，是山西环境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山西临汾、阳泉、大同被列为全国污染第一、第二、第三的城市，临汾则被称为“环境污染世界第一”。政府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这是环保法律早就明确规定的职责，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政府的环保责任实际并没有落实，官员的环保责任并没有承担。在这种背景下，山西提出一个观念:环境问题已经发展成一个社会政治问题，一个政治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的解决依赖于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的解决。那么，山西环境宣传舆论必须对环境问题的解决给予社会政治推动。
为此，山西发起《山西省社会公众环境意向调查》。调查结果表明:80%的公众不愿意财政收入领先而环境污染严重的市长留任，89%的公众赞成党政领导实行环保“一票否决”权，90%的人呼吁实行领导干部环保问责制。山西提出确立环境保护政绩考核理念，把环保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将考核结果作为评先选优和干部任用的重要依据，实行环保“一票否决”权。山西建立了环保政绩考核机制体系，出台了《山西省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山西省领导干部环保政绩考核暂行办法》和《山西省关于市县主要领导干部科学考评暂行办法》。
当时，山西环境宣传连连推起3个舆论冲击波，为营造环境保护的社会政治氛围高调造势。第一个冲击波，宣传社会公众对环保政绩考核的呼唤，“公众不满意财政收入领先而污染严重的市长留任”，成为舆论造势的先声;第二个冲击波，宣传省委书记提出的科学执政理念，“山西不要污染的GDP、不要带血的GDP、不要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GDP”，成为舆论造势的核心;第三个冲击波，宣传山西环保政绩考核机制的实效，山西查处因负有环境责任而被“环境问责”的领导干部，成为舆论造势的主体。由此，环境保护在山西成为党政“一把手意识”，环境保护上升为党政“一把手工程”。
社会政治舆论上的环境保护造势行动，使山西环境保护真正进入了“新”的世纪，环境保护在社会公众的观念和政府官员的观念中，发生了前所没有的变化。山西百姓形成了共识:环境问题成为民生问题，政府官员不尽环保职责就是不称职的官员。山西官员形成了共识:环境保护成为了社会政治问题，领导干部不抓环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媒体造势推动山西环保政绩考核，环保政绩考核推动山西环境改善，山西终于摘掉了中国污染第一的帽子。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宣传话语权论”及其实践，彰显环境保护法治力的模式
山西提出“环境宣传话语权论”，指出，环境舆论就是环境保护的“表决器”和“制动器”。其内涵在于:环保话语权是环保部门的重要权威，它同环保审批权和环保处罚权一样，成为环保部门的三大权威之一，而且，其权威之力越来越显著。实际上，环保话语权，就是影响发展决策的权力，就是彰显环保法治的权力，就是实施舆论监督的权力，就是开展宣传造势的权力。某种意义上，话语权就是决定权，话语权决定环境保护的地位，话语权提升环境保护的权威。所以，环保部门必须高度重视话语权，学会表达话语权，敢于显示话语权，善于运用话语权，以彰显环保话语权的现实威力。
2006年，是山西发起环保攻坚的时候，也是山西环保攻坚举步维艰的时候，攻克环境违法沉疴和环境污染顽疾，成为环保攻坚的首克之难。当时，作为在山西举足轻重的、既是经济大市也是污染大市的孝义，是山西环保攻坚必须突破的沉疴顽疾。山西环保部门已认识到，顽疾用重典，沉疴施重拳。但是，怎么突破?成为山西环保的一个历史抉择。当时，山西就选择了重在凸显环境保护话语权的创新力举——“暂停审批”和“区域限批”。
山西环保凸显环保话语权的方式:第一，让环保话语权到达决策层面，第二，让环保话语权到达对象层面，第三，让环保话语权到达社会层面。先是，刘向东在山西省委常委会上据理力争，陈述事实，提出对环境违法典型坚决予以重处的执法思路。继而，山西环保部门挡住诸多说情劝告，坚决对孝义实施“暂停审批”，将执法创新的第一把利剑直指这个因污染而发达的经济强市，创造了山西环保的头号新闻。当即，山西环境舆论一触即发，一发而不可收:“山西暂停孝义的环保审批权”的报道，成为全国舆论热点。这是山西环保创造的中国第一个“暂停审批”，也是山西环保话语权的第一次强势显示。
然而，因污染而麻木的孝义市，当“暂停审批”利剑搁在头顶的时候，居然不知道，这个“暂停”停的就是其经济建设项目。这次环保话语权的显示，由媒体的解读和监督，由舆论的聚焦和直击，直接引发的是:孝义市读懂了“暂停审批”的话语意义，丢掉20亿元固定资产和生产总值，断尾求生，转型发展，快速走上由环境污染大市向环保模范城市转型的道路;中国环保读懂了“暂停审批”的话语意义，原国家环保总局借鉴山西做法，在全国实施“暂停审批”和“区域审批”，大大震慑了环境违法企业，一举打出了中国环保的话语权威。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宣传超前论”及其实践，透射环境保护引领力的模式
山西提出“环境宣传超前论”，指出，环境舆论就是环境保护的“领航器”和“加速器”。其内涵在于:环境舆论宣传具有可超前特点，超前思维和超前意识是它的潜质，超前策划和超前设计是它的显能，超前操作和超前造势是它的方式，超前氛围和超前气势是它的实现。绿色时代的环境保护是超前的环境保护，超前谋划，超前操作，超前引领，注定是环境保护的时代要求，而不超前，即意味着滞后或者落后。可以说，没有超前意识的领导是不具备现代意识的领导，不会超前造势的领导是不具备现代方式的领导。因而，现代领导不仅仅要注重环境舆论宣传，而且要注重环境舆论宣传的超前行动。
2007年，山西环保攻坚急速挺进，环保压力成为地方政府的巨大压力。这个时候，刘向东大胆策划一项激励政策:由山西省政府重奖环保市长。他给山西省省长报告了想法，省长到山西省环保局视察时，突然提出，对山西在全国环境质量排名前移的城市，要给予100万元到200万元的重奖;这个奖，要奖到市长个人。当时，在山西，这绝对是个大新闻。在全国也是大新闻。山西省环保部门就策划:这个新闻怎么做?要做新闻报道，尚未形成文件;不做新闻报道，省长已经承诺。于是，突破过去“没有成文不报道”的做法，立即将“环保重奖”的新闻报道出去，当然，也立即起草“环保重奖”的政府文件。没想到的是，当媒体铺天盖地报道此事的时候，却立即引发了媒体争论，舆论矛头直指山西政府:做好环保是责任所在，凭什么就重奖政府官员?财政部门就埋怨了:没发文件，怎么就先把新闻发了呢?环保部门也担心:麻烦来了，不要再做“重奖”的舆论了。
舆论冲击，社会压力，呼啸而来，而就在这个时候，刘向东却兴奋了。他说，不论舆论肯定还是舆论否定，对山西环保都是支持。我们要的就是舆论效应。可以说，“环保重奖”新闻在社会引起的舆论轰动，远胜于“环保重奖”决策本身，也胜于“环保重奖”新闻本身。实质上，它是“炒”热了山西环保。所以，无论舆论如何，无论争论如何，山西官员环保攻坚的行动没有动摇，山西政府重奖环保的决策没有动摇，最后，媒体争论尘埃落定，环保重奖承诺兑现。第一年，山西一个城市独摘100万元大奖;第二年，山西7个城市各获200万元重奖;第三年，山西两个城市各获1100万元巨奖。重奖之争引发的，是山西城市的环保竞跑，重奖之举引动的，是山西环境质量和环境形象的历史性跨越。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宣传放大论”及其实践，张扬环境保护影响力的模式
山西提出“环境宣传放大论”，指出，环境舆论就是环境保护的“辐射器”和“放大器”。其内涵在于:舆论宣传具有独特的传播效应和放大效应，环境保护具有现实的传播追求和放大追求。环境保护的“放大”和“高调”异名同通，环境保护的“低调”则是“无为”的别名。事实上，“高调”不只在塑造环保自己的形象，而是在塑造政府执政的形象。但“高调”和“放大”，不是对事实的夸大，不是对事情的虚构，而是把事实的内涵发掘出来，把典型的经验传播出去，把行动的效应扩展开来。就是把事情所具有的价值意义，在更深内涵更广意域被阐释，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显示。放大是为了显示，显示是要引起关注，而引起关注，实际也引起社会的监督响应。
2007年，山西环保攻坚艰难推进，许多污染企业，被责令取缔却取缔不了，被勒令关停却关停不了，被明令淘汰却淘汰不了，置法律政令于不顾，违法运行，且顶风生产。山西环保部门独辟蹊径，寻找突破，与金融部门联合发文，出台了停贷措施;与铁路部门联合发文，出台了停运措施;与电力部门联合发文，出台了停电措施。文件规定，只要是污染企业违法生产，环保部门一纸“停”令，银行、电力、铁路就必须“叫停”。这些措施被称为“三停制裁”。这种制裁本身具有绝对的杀伤力，但一纸“停”令件能否执行，却也是问题。
山西环保部门立即彰显舆论放大功能，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媒体，将“三停制裁”宣之于社会，广告于公众，并放大为“组合套拳”、“铁腕行动”、“部门联动”、“统一战线”。舆论声势越造越大，社会影响越放越大，等于把叫停者自己也放大于阳光之下，以引起社会的监督响应。最后，终使“三停制裁”形成了实际结果:切断污染企业的资金线，切断违法企业的动力线，切断落后企业的运输线，等于切断了污染企业的生命线。而当这些“线”真的被切断时，企业着急了，他们跑银行、跑电力、跑铁路，末了，都说你环保过不了关。最后，这些企业没有办法了，说:“管钱的、管路的、管电的，都被环保管住了，环保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
其实，厉害还在后面。媒体放大了“叫停”，“叫停链条”越拉越长;舆论扩散了“联动”，“部门联动”越滚越大。山西环保部门与纪检、监察、公安、检察等20多个部门建立了执法联动机制，统一战线越扩越大;山西城市与城市、政府与政府、区域与区域，形成了纵向联防联控、横向联防联控、区域联防联控，联防联控越来越坚。可以说，舆论放大促成了“联动”机制，“联动”机制又激发了舆论放大，到最后，“舆论放大”把自己也放大到环保统一战线中去了，山西形成了环境保护的社会强势联盟和社会强势影响。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舆论监督论”及其实践，高扬环境保护批判力的模式
山西提出“环境舆论监督论”，指出，环境舆论就是环境保护的“监视器”和“推进器”。其内涵在于，舆论监督是现代环保的强势手段，对于地方政府，它具有舆论推进作用;对于污染企业，它具有舆论威慑作用。所以，面对环境违法行为，媒体舆论依法监督，对媒体而言，是责任所系;对环保而言，是借力发力。所以，环保部门要最大限度地依靠舆论监督，使媒体记者成为发现问题的耳目，发声呼吁的喉舌，发力鞭策的手掌。新闻媒体要成为环境保护的监督哨，批评批判的视角要紧紧盯着环境，以舆论监督推进环境质量的改善。
2010年，山西污染减排进入倒计时的最后攻坚，山西举全省之力发起冲锋，但在个别地方，仍有污染减排主体踌躇不前。山西组织污染减排新闻采访团，赴全省城市实施舆论监督。媒体采访被环保挂牌督办的工业园区，园区领导承诺:摘不了挂牌督办的牌子，我主动请辞，请市长摘掉我的帽子!记者追踪污染减排工程缓慢的县市，县市领导表示:逾期完不成污染减排工程，该打板子打板子，该摘帽子摘帽子!舆论围剿污染尚未彻底改善的区域，地方领导责令:改变不了环境形象，无论官员调到哪个岗位，都将追究环保责任!
新闻采访团在山西东线采访，遭遇地方官员发表怪论:“污染减排就是允许排放”、“发展经济就要牺牲环境”。而且，发怪论者竟是主管环保的官员，主管环保的官员竟然不负责任，无视环保，为污染辩护。媒体记者义正词严，现场批判，迫使“雷人”官员无言以对，当众认错。在山西西线采访，新闻采访团接到地方环保部门举报:著名的山西汾酒集团，迟迟不落实二氧化硫减排。政府下达的减排文件没有安排，环保部门登门督办被撵出企业，新闻记者希望承诺却一再推诿。媒体记者顶住说情撰写批评通稿，迫使汾酒集团董事长表态:污染减排，汾酒集团绝不拖山西的后腿!
环境舆论监督把污染减排紧箍咒越拧越紧，舆论监督也越来越引起公众关注领导重视。山西公众向污染减排新闻采访团举报环境问题，要求拧住污染企业批评曝光。山西省省长在新闻采访舆论报道上作出重要批示，要求高度重视跨省河流污染。山西省环保厅厅长刘向东在新闻采访工作报告上多次批示:新闻采访作为环保的耳目、喉舌和手掌，发现问题，批评曝光，引导舆论，发挥了媒体的监督作用，推动地方政府污染减排，促进形成了全民关注环保的社会氛围。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舆情应对论”及其实践，显示环境保护引导力的模式
山西提出“环境舆情应对论”，指出，环境舆论就是环境保护的“观察器”和“导向器”。其内涵在于:面对环境舆情突发事件，如果环保部门不及时传递真实的信息，失实报道或失真新闻就会大行其道;如果环保部门不能加以正确引导，任意传言或蓄意炒作就会招摇过市。所以，面对环境舆情突发事件，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迅速作为，掌握新闻发布的主导权:必须敢于决策，发出快速反应，正确引导舆论;必须客观分析情况，依据事实说话，公布事情真相;必须立足大局，形成舆情跟进，维护负责任的政府形象。
2010年9月1日，一则题为《美媒体评出世界九大污染严重地区，中国临汾位列第一》的新闻报道，迅速在互联网传播——“据国际在线专稿报道，美国《赫芬顿邮报》日前评出了世界九大污染最严重地区，中国临汾名列第一。报道说，坐落在产煤带上的临汾市，堪称‘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当地居民如果把刚刚洗完的白色衣服挂到室外，等干透时，衣服已经变黑了。在当地生活一天吸入的有毒气体，相当于抽了3包烟。”仅仅两天时间，这条消息在中国网络的转载量达到100多条，完全形成网络覆盖之势。消息给临汾、山西、中国，都造成巨大的形象损害。
2010年9月2日，山西环保界迅速进入应急研判状态。认定:这是一起环境舆情突发事件，而且是美民间组织和媒体的炒作行为。因为，山西研究发现，美国媒体用来佐证“临汾污染世界第一”的资料，是沿用陈旧过时的资料，不具有现实的说服力。这些资料更多的是描述性和随意性话语，不具有科学的严谨性。为此，山西环保界立即形成一个意见:我们不能缺位，不能失语，不能丢掉话语权。并且主张，必须正面应对，而且要迅速回应快速回击。
2010年9月3日，山西省环保厅举行新闻发布会，用数据说话，以事实佐证，向媒体通报事实真相:美国媒体报道在数据引用和以此为据的评价上与事实不符。据中国环保的监测数据显示，临汾环境空气质量由2005年的劣三级达到2009年二级标准;二级以上天数由2005年的187天达到2009年的334天;综合污染指数由2005年的5.48下降到2009年的1.72;在全国113个城市的排名由2005年的113名跨越至2009年的29名，已经彻底甩掉了污染第一的帽子。
当天晚上，中国新闻网率先刊发了《美媒炒作临汾是制造媒体上的“污染”》的时评文章和《山西省环保厅:美媒体对临汾环境评价严重不符事实》的新闻报道，紧接着，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诸多网站相继刊发应对报道，报道很快登上百度、谷歌头条位置，整个网络，形成了正面回应的强劲势头，起到了正面引导、还原真实、以正视听的作用，遏制了网络媒体的盲目炒作。
山西对美国媒体的“说不”，对网络舆情的“说不”，表明山西环境质量的改善，真正赋予了山西环保新的话语权;山西环境保护，具有了实实在在的底气!为此，山西环保人士称之为:打了一个舆情应对漂亮仗。山西社会高度评价为:一次成功的舆论引导案例。
山西环境宣传的推动力、引领力、批判力、影响力形成山西环境宣传模式的聚合力。可以说，山西环境宣传模式，是山西环境宣传思想观念的实践化体系，是山西环境宣传实践的理性化体系。它在认识论上为环境保护作出了新的探索，在方法论上为环境保护开辟了新的实验。山西以环境舆论宣传的现代模式，创造了环境保护的现代方式;山西以环境舆论宣传的现代功用，创造了环境保护的现代效应。
我们曾经说，环境宣传教育是环境保护国家意志的实现形式，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说，山西环境宣传模式，让环境保护国家意志真正获得了实现。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宣传造势论”及其实践，凸显环境保护推进力的模式。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宣传话语权论”及其实践，彰显环境保护法治力的模式。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宣传超前论”及其实践，透射环境保护引领力的模式。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宣传放大论”及其实践，张扬环境保护影响力的模式。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舆论监督论”及其实践，高扬环境保护批判力的模式。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舆情应对论”及其实践，显示环境保护引导力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