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已经明确无疑地将自己的命运与亚洲经济快车联系在一起。”
这是一份来自全球知名报纸的评论，事实也如此。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中澳双方在矿业的投资合作历史悠久，在两国建交的1973年，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了第一批铁矿石，自此以后，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矿业贸易合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近年来，中澳矿产出现一些贸易摩擦：力拓间谍案、澳大利亚政府拒绝中国五矿收购OZMinerals矿业100％股权的申请以及中铝收购力拓失败……
“澳铁矿石的供应价格对中国是最便宜的，从到岸价看，澳铁矿石的价格比巴西及其他国家的都便宜。对于当前铁矿石的价格谈判，我们认为，这属于公司间的商业行为，价格取决于供求双方。”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说。
2011年1月4日，在位于北京东直门外的澳大利亚驻华使馆，记者对澳大利亚常驻中国大使芮捷锐进行了专访。
“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的铁矿石价格机制会是怎样”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矿业投资情形如何？澳大利亚在中国矿业国际化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芮捷锐：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管理体制是开放、友好和透明的，中国企业在赴澳投资的过程中也受益于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管理体制。在过去3年当中，中国在澳大利亚落地的企业约为200家，总额超过80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5213亿元），这充分体现出澳大利亚对外国投资的管理体制是开放和透明的。
中国的企业赴澳投资主要是在资源、能源领域，此外，还进入了房地产以及制造业等其他相关领域。澳大利亚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当前铁矿石的价格谈判，您认为铁矿石的定价机制是否需要改变？
芮捷锐：我完全同意澳大利亚政府在铁矿石谈判上的态度，我们认为铁矿石谈判是商业行为，应该由有关的供求双方自己来决定。现在的定价已经由年度的长协价转为季度的指数价，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的价格机制会是怎样。但是我们认为，在商业问题上，政府不应该过多参与。不过，澳大利亚向中国保证，澳大利亚致力于成为中国长期、稳定、具有竞争力的铁矿石供应国。我们应该保证这样一个地位，同时有关企业在铁矿石的谈判过程中能够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中国经济周刊》：您是否认为“季度指数”这一机制是一项进步？
芮捷锐：从澳大利亚政府角度讲，只要供求双方就有关协议达成一致，我们政府在这一方面是没有立场的。
“澳大利亚为中国重工业走出去提供了渠道”
《中国经济周刊》：大使曾说过，“中澳的经贸关系，并不只是澳洲向中国出口矿产。”在您看来，中澳经贸关系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哪里？
芮捷锐：首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大的市场。下一步将会有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从中国出口到澳大利亚，比如在矿业方面，澳大利亚越来越多地从中国进口矿山设备，这些都是高附加值、资本密集型产品。在矿山设备方面，澳大利亚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澳大利亚为中国的矿山装备企业提供了机会。
不久前我们参观了齐齐哈尔的轨道汽车装备企业。去年一年，该企业为澳大利亚的力拓公司制造了2500辆矿山轨道车，同时该企业也为澳大利亚生产矿山车。澳大利亚的国铁运输粮食的列车也是这家企业制造生产的。可以说，澳大利亚为中国的重工业及高附加值企业提供了一个走向国际市场的渠道。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看待2011年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合作大势？
芮捷锐：从中澳之间的贸易来看，中澳之间主要的合作领域是资源、能源及大宗商品。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是上述领域依然会强劲增长，因此今年中澳贸易依然会强劲增长。澳大利亚是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唯一没有出现经济衰退的国家。与中国一样，在金融危机伊始，澳大利亚便出台了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措施，我们所投入的金额占GDP的比例与中国不相上下。
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及早出台了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措施，所以中国才能在经济危机中保持增长，这也拉动了其对原材料的需求。因此，澳大利亚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也就进一步增加了。目前，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我们最大的出口市场。
此外，中国还是我们第二大服务出口市场，有超过37万人次的游客去年来到澳大利亚旅游观光；有15万留学生来到澳大利亚学习；从投资流来说，中国是澳大利亚去年最大的投资国。
中国面临三大挑战
《中国经济周刊》：您是经济学博士，从一个观察家的角度，您是如何预判2011年中国经济形势的？
芮捷锐：让我来评价中国经济形势的走向，我感到十分的惶恐。因为我认为中国本身有能力把自己的经济管理得很好。
从一个外部的观察家角度来看，中国主要面临三个挑战：一是管理通货膨胀；二是应对炒作泡沫，目前中国的经济中炒作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三是人民币的汇率，特别是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机制，相对于其他货币汇率的改革机制。
《中国经济周刊》：刚才您提到中国的经济炒作比比皆是，大使能否举一两个例子？
芮捷锐：首先房地产的泡沫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另外其他形式的资产也有炒作的迹象，包括茶叶、家具还有艺术品，这些都是炒作的热点。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人民币汇率改革，您是怎么看的？
芮捷锐：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中国需要大幅度的改革，应该在一定时间内将人民币升值30％，以消除在资本项目上的限制。这样就可以完全遏制炒作的动机，进而减少在汇率方面的波动。
不仅仅是中国政府，其他各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改革上都有惧怕之情。但是最差的情形就是缓慢的小幅升值，因为热钱会因此缓慢地流入中国。在这一方面，各国政府都是缺乏勇气的，有的时候步子迈得很小。
《中国经济周刊》：30％的数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芮捷锐：如同很多经济学中的数字一样，这是猜测出来的，是来自感觉。30％幅度的升值足以遏制炒作，我是这样想的。升值30％之后，因为市场的因素，人民币很有可能回调。但是至少可以让人民币找到适合自己的汇率。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遏制炒作？
芮捷锐：绝对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小幅缓慢升值给了投资者机会，他们会在前面等着中国政府慢慢升值，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热钱进来，才会有这么多泡沫。如果快速大步升值，则会避免这些现象出现。
